10月CPI再次转负，频繁的刺激为何又是通缩？

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3年10月的CPI同比下降0.2%，环比下降0.1%。

我们上个月在分析9月CPI时曾经提到当时的CPI环比（黄色线）由6、7、8月的三连抬头趋势转为下降，当时各大机构对CPI同比（蓝色线）的预测纷纷达到了0.2的估值，也就是希望CPI同比能够维持住连续三个月转增的趋势，但9月同比直接回归到零轴让通胀预期升温的希望暂时性破灭。

对于10月CPI的预测，刚刚看了下各大机构给的预期值，在10月13日也就是国庆假期后的一周财信券给出了0.3%同比（蓝色线）的预期，申万宏源给出了0.1%，在11月初浙商、中信、国信、招商、瑞银都给出了同比持平（0%）的预测值，由此可见这次 10月CPI数据其实有多少些不及预期。

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CPI在频频收缩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三季度的GDP却在以同比4.9%的速度增长？

在我们上个月三季度GDP数据出炉后，实现全年GDP增长5%的目标其实已经是板上钉钉，只要四季度取得4.4%的成绩，就可完成保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全年GDP再以5%速度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却在同比负增长，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简单的GDP计算公式告诉我们总产值Y= P（价格）*Q（产量）；

如果我们的总产值Y再以5%的速度上涨，价格P以-0.2%速度下降，那么我们的产量要增加多少才能让等式相等？

这里涉及到乘积增长率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产量Q的增长率一定要大于总产值的增长率的，这里注意乘积增长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增长关系。

我们完成GDP增长目标是在产能超额生产的前提下完成的。这里我们用“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为大家演示，AD-AS模型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就有了简短介绍，当时我们用了AD-AS解释了一万亿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如果我们能够熟练掌握AD-AS模型的用法，其实很多经济现象我们都能够自己找到原因。

如上图所示，我们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解释物价下跌现象，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实际的总需求情况更糟，总需求可能会萎缩向左移动），总供给向右的移动也就是扩大总供给会导致产量增加，图中总产量Q1扩大到Q2，同时经济体系中的总物价水平也会降低，物价由P1降低到P2。

这也印证了我们Y=PQ乘积增长率的问题，所以我们GDP5%的增长其实是以过剩产能为代价的，也就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开动了没有需求的产能，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导致物价的下跌。

如果我们从不变价与现价GDP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目前整体价格水平存在的问题。

现价GDP的计算用的是报告期当年的市场价格，用当年价格计算的以本币形式表现的总产值；而不变价是为了将不同年份之间用价值量表现的实物量进行对比，所以不变价GDP用的是固定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目的是消除各时期物价变动的影响。

从上图看，红色线代表了现价GDP的同比变化趋势；蓝色线代表了不变价，根据定义也就是消除了物价变动影响后的GDP同比变化趋势。

从图中我肯可以看出，近几年我们的现价GDP同比（红线）一直压制在不变价GDP同比（蓝线）之上，而真正出现了两条线压制反转现象的是在今年二季度，蓝线首次正式上穿红线。

而不变价GDP蓝线向上穿越变价GDP红线的现象即便在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这最特殊的3年时期也未曾发生过。

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物价水平（通胀）的确是遇到了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我们上文提到过的为了实现目标而开动的过剩产能因素外，还有我们之前在出口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全球出口需求下滑的因素。

以前当我们遇到同样的困境时还能通过刺激政策解决问题。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的GDP不变价也曾出现过上穿GDP现价的情况，彼时我们还能通过采用4万亿救市的刺激政策扭转战局。

这里多说一句，从199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GDP不变价与现价的数据以来，我们历史上一共只发生过三次蓝线“阶段性”上穿红线的的情况，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第三次就是2022年二季度以来目前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如今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的效力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边际递减效用。

如果我们从“债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也能看出问题的结症所在。我们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2008年以来一直不断攀升，债务占GDP的比重越高，所以为了还债所需要的现金流就越大，对现金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水”进行弥补，所以为了还债对消费的挤压效果也就越大，造成了消费端的萎靡。

我们在扩大内需的道路上，同时需要对债务问题高度关注，比如之前的地方债，城投债问题频发。

如果不能有效的处理债务问题，放再多的“水”也会被债务黑洞吸走，导致真正流入到消费端的“水”微乎其微，内需问题自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美国政府为了刺激需求选择了用“直升机撒钱”式的方式。

而我们不能采用直接发钱方式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中美两国放水方式的不同，美国是通过政府从银行贷款后直接发钱，而中国需要企业和居民自己从银行贷款出来。

这其中就会对中小企业造成很大的障碍，因为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贷款资质，这也造成了我们前几天公布的PMI指数的不及预期，主要不及预期在中小微企业。

第二是因为我们老生常谈的高储蓄率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直没有提及，就是我们的政策导向。

回顾以前我们在处理经济上的类似问题时，我们的政策导向也偏向于从供给侧出发，改变供给侧的主动性更大于改变需求侧。

这和我们的“税收”体系也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流转税”占比极大，流转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环节的产物，也是我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流转税代表着从上游原材料端到下游产品终端所有环节的税收，我们的税收体系的重点是“生产环节”而非“消费环节”，所以我们的刺激政策更注重于生产端，也就是供给侧。

只有生产端，也就是供给侧拿到了“好处”，才能提升财政税收。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总会从银行中拿到超低利率的贷款，而作为消费者很少听说会直接从刺激中拿到好处的原因。

其中想要解决“螺旋式价格收缩”的一种方法就是从生产端拉动通胀，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茅台，康师傅的涨价。

从生产端价格的上涨让企业边际利润得到改善，企业赚到了钱，“打工人”的工资才能真正上涨，大家工资上涨了，边际消费倾向才能改善。

也就是我们上篇文章种提到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边际消费倾向好了，我们的财政政策其实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

从这点看，其实通胀也不是坏事，只要我们的工资的涨幅能够高于通胀的涨幅，或许将能解决很多问题。